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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老道 - 包海山首頁
地方學研究與學科普及和智庫建設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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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學構建與應用的系統性工程中,學術研究即構建學科知識體系是基礎,是前提條件;而應用科學知識體系來為社會發展服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推進:一是學科普及,二是智庫建設,三是產業化發展與市場化運作。對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產業化發展與市場化運作,將專門研究,這里簡要探討地方學研究與學科普及、地方學研究與智庫建設兩個方面的內容。

    在應用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來為社會發展服務的過程中,在起步階段,學科普及和智庫建設是兩個重要路徑。學術研究與學科普及密切相關,擴展廣度;學術研究與智庫建設優勢互補,提升高度。學術研究、學科普及、智庫建設是具有內在必然聯系的一個有機整體。例如,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是民間學術研究團體,也是內蒙古自治區社科聯和鄂爾多斯市社科聯的社科普及基地,并在全國社科聯第十八次學術工作會議上被評為“全國社科聯創建新型智庫先進社會組織”。可見,學術、科普、智庫“三輪”驅動對鄂爾多斯學的構建與應用都在發揮作用。鄂爾多斯學在知識體系+應用服務中,如果說前17年主要是通過學術研究來探索和構建學科知識體系,那么現在開始,重點應該是應用學科知識體系來為社會發展服務,而學科普及和智庫建設是起步階段的兩個重要路徑。

    1)學術研究與學科普及密切相關

    跨學科的系統性地方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包括科學與技術。因此,從地方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科普是系統性學科知識體系的普及。

    科普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讓公眾接受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推廣科學技術的應用、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

    從本質上說,科學普及是一種社會教育。作為社會教育它既不同于學校教育,也不同于職業教育,其基本特點是:社會性、群眾性和持續性。科學普及的特點表明,科普工作必須運用社會化、群眾化和經常化的科普方式,充分利用現代社會的多種流通渠道和信息傳播媒體,不失時機地廣泛滲透到各種社會活動之中,才能形成規模宏大、富有生機、社會化的大科普。據有關調查,大多數公眾對科學技術研究持支持態度。文化程度高的公眾對科學新發現和新技術的應用更感興趣。公眾對致富信息感興趣的程度最高,達到83.1%,其次為健康與衛生保健(75%)、教育(69%)、科學新發現(57%)和新技術應用(56%)。

    自覺主動持續開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的公民義務,也是法律責任。2002年6月,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該法。該法適用于國家和社會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開展科學技術普及,應當采取公眾易于理解、接受、參與的方式。科普是全社會的共同任務。社會各界都應當組織參加各類科普活動。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機構、高等院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類社會團體,應當組織和支持科學技術工作者和教師開展科普活動,鼓勵其結合本職工作進行科普宣傳;有條件的,應當向公眾開放實驗室、陳列室和其他場地、設施,舉辦講座和提供咨詢。科學技術工作者和教師應當發揮自身優勢和專長,積極參與和支持科普活動。科普組織開展科普活動、興辦科普事業,可以依法獲得資助和捐贈。國家鼓勵境內外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設立科普基金,用于資助科普事業。國家支持和促進科普工作對外合作與交流。

    地方學研究是探索和構建新的系統性學科知識體系,因此,地方學的科普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使研究與科普更具有互動性,更容易相互促進以及融合發展,使研究人員和通過科普獲得知識的人們共同經歷和參與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與應用的全過程,從而使大眾易于理解、接受、參與并且具有更多的獲得感。

    地方學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礎上創建新的系統性學科知識體系,因此,地方學的科普是所創建的新的學科體系的普及,而不是地方傳統文化的表述。例如,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是專門研究“鄂爾多斯學”的民間學術團體,因此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的科普當然首先是所創建的新的學科體系的普及。

    2019年6月,鄂爾多斯市第十三屆社會科學科普及活動周啟動儀式在鄂爾多斯職業學院舉行,并為鄂爾多斯職業學院“鄂爾多斯學研究基地”揭牌。在科普活動周期間,成立了鄂爾多斯職業學院“鄂爾多斯學研究基地”,可是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們主要講歷史故事、民俗文化之類,怎么沒有一個人講所探索和構建的鄂爾多斯學?為什么會這樣?不免令人感到困惑,甚至產生質疑。特別是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楊勇,2018年在中國地方學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學研究》第1輯刊載的文章《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是文化陣地上一面旗幟》中認為:“時至今日,鄂爾多斯學概念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文章三個小標題分別為“鄂爾多斯學是中國地方學研究的中堅力量”“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是中國地方學實踐的先鋒者”“鄂爾多斯學是中國地方學研究的一面旗幟”;在《地方學研究》第2輯刊載的文章《努力開創地方學研究與實踐的堅實陣地》中認為:“時至今日,鄂爾多斯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文章三個小標題分別為“鄂爾多斯學也是中國地方學研究的一支中堅力量”“鄂爾多斯學研究會也是中國地方學實踐的先鋒者”“鄂爾多斯學也是中國地方學研究的一個堅強陣地”。既然如此,普及“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使更多的人們能夠理解、接受、參與并且應用科學體系來為社會發展服務,這既體現研究者的良知、能力和義務,也有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

    就我個人而言,完成《地方學的構建與應用——以中國鄂爾多斯學為例》書稿之后,把它做成課件,配上圖片,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使科普常態化,使研究與科普相互促進、融合發展。

    2)學術研究與智庫建設優勢互補

    很多地方學都重視智庫建設,而且因為地方學是系統性研究,所以智庫建設也是綜合性的,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設立在北京聯合大學的北京學研究所與設立在

    杭州市委辦公廳下的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的智庫建設側重點就不一樣。就是在同一個地方,例如泉州市委宣傳部下設立的泉州學研究所與泉州師范學院泉州學研究所,廣州市文史館推動的廣州學與廣州大學推動的廣州學也不一樣。但是,地方學研究與智庫建設之間有普遍規律可探尋。

    地方學需要跨學科系統性研究,智庫建設要具備多學科知識。學者認為,學術與智庫,是鳥之兩翼。只有當學術與智庫二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之時,學術與智庫就達到了“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和諧境界。這樣的智庫才能成為國家真正意義的智庫,在靈魂的統領下而具有無限生命力的戰略性智庫。智庫不是要淡化學術研究,而是更加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智庫為理論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野。只有這種有深厚理論底蘊的智庫才是有靈魂的智庫,才是智慧之庫。

    從智庫發展趨勢看,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領域跨界化,如英國蘇賽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涵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及社會學領域;二是研究技術體系化,幾乎所有知名科技創新智庫都具有各自較完備的研究技術體系,包括方法、工具、技術、數據庫等;三是組織模式網絡化,比如日本發起的亞洲科學、技術與創新政策網,而且許多智庫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在科技智庫建設中形成“研究團隊+運營團隊”的人才配備模式也很重要。研究團隊作為智庫中堅力量,有能力研究中長期、儲備性的科技政策,跟蹤特定科技領域進展,為決策機構提供科技咨詢和產業咨詢。運營團隊,是指為智庫產品在市場中做宣傳、銷售、售后服務的人才團隊。智庫平臺管理、會議會務、后勤聯絡、系統維護、數據庫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均需要專業、成熟的運營團隊支持。對于智庫建設而言,運營可以為研究工作“賦能”,把研究價值通過運營體現出來,這樣更有利于提升智庫的價值和效能。

    然而,目前學術研究和智庫建設都存在有些問題。從學術研究人員來看,其學術資源局限于個別相關領域,習慣于自身一套學術表達語言,一般熟悉怎樣將自己的觀點在期刊、專著、學術會議上表達,但對以政策建議、咨詢報告為重點的智庫研究成果表達方式不熟悉,難以引起決策者的注意和興趣。缺乏傳播型人才,沒有善于傳播、與媒體聯系密切的宣傳團隊,研究成果無法走出學術圈,決策者和社會不了解,智庫成果對社會輿論影響力比較小,對公共輿論和社會思潮的引導力不夠。有些研究團體強調自身的“平臺性”,承接、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等,結束后將與會專家報告、討論內容、學術觀點等匯編成集,而這類成果往往思維碎片化,沒有一以貫之的邏輯架構,調查研究不充分,給出的解決方法可操作性不強,很難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方法支持。從智庫建設來看,當前很多智庫僅僅是對具體問題提供一種應對之策,而不是從戰略上提出某種深遠而持久的戰略理論。政府的功利傾向也迫使智庫緊跟形勢去思考現實中具體問題的應對之策,而難以對熱點問題進行理論的冷思考,更難以從長遠來構建一種戰略理論。

    為了更好發展,智庫研究人員一定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選取一個或幾個特定的方面,一種或幾種代表性問題開展長期的跟蹤研究,只有深入研究,才能保證研究的質量和專業性,智庫研究成果才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智庫研究人員在決策咨詢報告中,要將學術語言轉換為與符合決策者思維、易于理解的寫作風格,成為知識的生產者和轉化者,及時提供黨委政府需求的政策建議。科技創新智庫以專業領域科學研究為基礎,運用專業知識和科學工具,研究內容具有知識技術密集性,分析方法具有專業性和跨學科性,主要功能是“出創新成果”、“出創新人才”和“出創新思想”,為應對科技決策及基于科技的經濟社會發展決策問題提供專業解決方案,為各類受眾對象提供科學信息、學術評議意見、戰略與政策咨詢建議及科學與社會互動交流平臺。一方面,學術研究支撐智庫研究;另一方面,智庫研究又可以促進學科領域之間的相互融合發展。學術部門和智庫部門之間設立“旋轉門”,讓研究人員在學術研究、智庫研究中適當流動,使不同研究之間相互轉化、促進,形成學術研究、智庫研究相輔相成的良好局面。

    目前智庫種類很多。根據機構屬性的不同,劃分為國際性智庫、政府官方智庫、政府半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大學附屬型智庫等;根據智庫研究領域的不同,劃分為綜合型智庫、專業型智庫等;根據功能作用的不同,劃分為學術研究型智庫、政策方案提供型智庫、政黨代言型智庫、公眾利益倡導型智庫等;根據智庫規模的不同,劃分為大型智庫、中型智庫、小型智庫等。而系統性地方學研究,把每個地方小網格與全球大網絡連接并融合起來時,也就能夠涵蓋地球自然村這個地方的所有智庫。地方學研究的優勢,可以形成同一個主題和同一個平臺,例如我們可以推動中國地方學、亞洲地方學乃至全球地方學學術聯盟建設,與此相適應的智庫建設是可以設想和推動的。可見,學術研究對智庫建設有多么重要,而且綜合性系統性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與“應用”,遠遠超越只是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庫作用。

    世界嘈雜,我們無法避免;但內心的專注,卻可由我們自己把握。專注在本質上,乃是撇去不必要的泡沫、剔除不恰當的欲望。“日光不經透鏡屈折,聚于焦點,絕不能使物體燃燒”。無論是個體還是團體,其實都同樣需要一塊聚光鏡。全球系統性地方學研究,能夠共同以“人法地”為切入點、以探索客觀規律為根本任務、以道法自然為終極目標、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創造更多可共享的社會財富為抓手,把所有相關研究組織成一個有機整體,從而形成“全球腦”,科學構建人類利益和命運共同體,這或許是智庫建設的更高境界。

    (本文系《鄂爾多斯學的構建與應用》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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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蒙古族,1960年出生。現在是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沒有黨派,認為存在區別于老百姓的各種黨派的歷史條件下,沒有黨派就是最大的黨派;認為無須什么人、什么黨派來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為人民群眾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學習馬克思理論與政治和黨派無關,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編、著出版《我們最喜愛的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論文集》、《以人為本,實現全面而自由發展》(獲鄂爾多斯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書籍;發表《“現代馬克思”或許出現在中國》、《靈氣活化“資本論”——試讓人類智慧最高結晶體現巨大經濟價值》、《資本的信息結構及其功能研究——開發馬克思主義經濟價值的最佳途徑》(獲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的第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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