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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思之 - 鮑盛剛首頁
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及其對依附理論的反思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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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依附理論,全球化從本質上說,是指“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以實現全球少數人利益為目的的資本征服整個世界的現象和過程。西方強國所要達到的全球化,絕不僅僅是要在經濟上維護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的舊秩序,而是圖謀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謂國際經濟新秩序;絕不僅僅是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合作與交流,更是社會生產關系和財產所有制,其中包括社會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的趨同與質同。”那么,如果是如此,我們又如何解析為何目前美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反對全球化呢?為何目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全球化的支持者與推動者呢?

    歷史上美國與西方國家一直是全球化的倡導者與推動者,那么為何現在卻成為全球化的反對者?這是因為全球化有聚合與擴散兩大效用。所謂聚合效應是指市場力量會導致國內和國際社會重新安排結構,形成一個具有活力的核心和一個依附的外圍。核心地區的主要特點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水平比較先進。外圍地區則依附于核心地區,把核心地區作為它的出口商品市場和技術來源。從近代歷史上看,西方與美國一直處于這一有利的核心位置,所以他們自然支持全球化,而非西方國家則處于邊緣地帶,所以他們自然反對全球化。所謂擴散效應是指隨著核心地帶的發展,成本的上升,資本與產業會逐漸從核心地帶向邊緣地帶轉移,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發展擴散,在外圍地區往往會形成一個新的中心,然后自己也變成發展中心。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核心地帶自然從全球化的支持者轉變為反對者,而邊緣地帶國家則成為全球化的推動者。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欠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經過很長一段時期后會趕上發達國家或者趨同。隨著時間推移,資本,技術從富國向窮國擴散,在窮國投資,投入的邊際收益較高,而在富國投資,邊際收益會下降。由此富國變富的速度放慢,而窮國變富速度加快,于是他們相互趨同,富國與窮國收入不平等會消亡。

    現在,我們都在談論全球經濟中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區的轉移,但是我們很少談論這一轉移對世界的影響。事實上,中美關系的變化,美國對中國的巨大貿易逆差,中國崛起,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相對衰退,都是這一全球經濟中心轉移的表現和結果。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經分析到:“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很可能造成一個國家命運的終結,而且這種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轉的。”從歷史上看,世界體系的中心一直是變化的,比如在公元1世紀,世界權力中心在地中海。公元1500年后,又轉移到了西歐。雖然世界文明中心和權力中心的轉移相對緩慢,但是交通線路的轉移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位置的重要性。隨著通往印度的航海路線的開通,之前的經近東,地中海和中歐的路線被取代了,再加上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大西洋從此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中心,威尼斯將世界貿易皇后的地位讓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樣,從歷史上看在近代以前,中國一直處于東方貿易體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在近代世界體系中,由于中國選擇閉關自守的政策,中國落入體系的半邊緣和邊緣位置。與之相對,日本選擇脫亞入歐的開放與融入政策,所以擠進了世界體系的核心圈,可以說這是近代中日大分流的原因之一。

    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更是大英帝國的世紀,以產業效率為中心,英國創造了一個貿易的而非領土的帝國,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國開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資本的流出與對外投資的加速發展。1870年至1913年間,英國的對外投資增長了近250%,1913年達到了40億英鎊,相當于近一半的英國儲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除了土地之外,英國資產的一半多在海外。盡管對外投資從短期和對資本來講比國內投資盈利更高,但長期來看對英國和世界經濟結構都是一種深遠的變化。美國的崛起與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紀后半期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和技術的轉移,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走向由盛而衰的軌跡,美國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對外投資的加速與國內產業的轉移,因為高工資,以及美國國內市場的飽和,利潤空間的稀薄,導致美國公司將加工和制造遷移到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最初是日本,亞洲四小龍,然后是中國,美國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進行生產加工,然后再將產品通過廉價的現代化運輸工具返銷到國內和世界其它地方,這樣顯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但制造業的轉移導致美國產業的空洞化,失業率劇增。美國自己生產的東西越來越少,除了農產品和別國無法加工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美國的消費越來越依賴于進口,而這一結果又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急劇上升,2010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49789億美元,其中對中國貿易赤字擴大到207億美元。

    與美國相比,中國崛起得益于20世紀末期經濟全球化與資本和技術的大轉移。一方面,中國是因為改革開放政策,融入世界經濟秩序,抓住了全球化的機遇,由此在不經意間順勢而起。另一方面是中國不僅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而且順勢而為,正在成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標志就是“一帶一路”。英國地緣政治家哈爾福德·麥金德曾經講到“哥倫布地理大發現的最大歷史意義在于將地球翻轉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包含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內的陸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顛大致處于該半球最顯眼的地方。”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不僅在于地理發現,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的結構。與此對比,可以說中國“一帶一路”的構想堪稱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它的最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又將地球翻轉了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已經沉睡了500年的歐亞大陸,更重要的是,中國又回到了最顯眼的地方。中國不僅是過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贏家,并且正在成為21世紀全球化的主要引領者。

    顯而易見,我們正處在世界體系的新一輪經濟和政治變化中間,這些變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是不穩定的和不確定的,但是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從一種歷史體系到另一種體系的轉變時刻,人類會有更廣闊的天地,因此歷史的選擇是真實的,每一次轉變都是一種進步。而面對這種轉變,我們有三種選擇,三種選擇決定三種命運。一是選擇融入以求發展,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選擇“脫亞入歐”,還有二戰后大英帝國甘愿委于美國以保自己的體面。還有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二是選擇閉關自守,如晚清中國,但是結果是落后挨打。三是選擇遏制,如目前的美國,但這無異于想讓地球停止旋轉,并倒回去,結果只能使自己更加衰落而不是更加強大,也許美國應該借鑒一下歷史上的大英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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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曾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本科國際政治碩士、曾獲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比較政治學碩士。任教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后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關系。現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在加拿大海外集團工作。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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