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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跡山民 - 曹建明 首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我見
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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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本來就與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不同。

典型的就是,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城市發起并且取得勝利的工人階級革命,這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農民階級進行土地革命,最終依靠土地革命打倒反動派、奪取城市、取得政權;而且,并不是革命者一取得政權,就立即在政權所掌控的范圍內,以無產階級的暴力去鎮壓與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實體,從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而是通過和平的方式,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農村互助合作、和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公私合營,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社會,經過一個民主主義社會的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形式。這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原始內涵,這就已經顯示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特色。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盡管在行動上體現了他們的中國特色,卻沒有在意識上覺醒,沒有在理性上強調,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內涵是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的內涵不同的。

他們在潛意識和顯意識里,還是強調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性;他們在取得政權后的實際的執政理念上,還是在忠實地執行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路線,也就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但是,到了第二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這種潛意識和顯意識里的統一性,就保持不住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就不得不打破條條框框,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口號,以此取代和回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路線,以顯示與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之原始內涵的不同。

那么,為什么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中國特色,會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之原始內涵不同呢?這個特色,這個不同之處,又在哪里呢?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詞組的邏輯意義。

這個詞組的中心詞是“社會主義”,修飾詞是“中國特色”。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種政治理想,是一種社會改造的藍圖;她的最初形態,是“空想社會主義”。

“空想社會主義”,是西方社會因應早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狀態,渴望改變社會的現狀而設想的一種社會藍圖。

“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把批判社會的矛頭,朝向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狀態、私有制度產生了階級和階級剝削、等等觀點,并且利用這些觀點,去分析歷史和現狀,設計以大工廠為原型的未來社會之藍圖,預想改造后的社會,將會成為一種具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

“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還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了1214公頃土地,進行“社會主義”的移民區實驗。

但是,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沒有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最后只能是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歐洲工人運動的經驗,批判地吸收“空想社會主義”之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

而“科學社會主義”,對于“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主要地,就是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改良性與非暴力性。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在對中國以及人類未來社會的藍圖之預想上,與“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是一致的;在革命手段的暴力性選擇上,也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一致的。

但是,在具體的行動路徑上,中國的革命者們,卻沒有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運動,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顯示出了自己的特色,走出了通過土地革命,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

而面對這個偉大的實踐,過去的人們,在總結這個成功經驗的時候,只是強調了中國的政治現實;強調了實事求是,只是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卻沒有人思考,為什么中國的革命者們,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為什么中國的革命者們,能夠實事求是;為什么中國的革命者們,面對中國的社會現實,會這么做。

過去的人們,都沒有思考,這條革命道路,在中國的革命者們主觀意識上的必然性。

實際上,雖然具有客觀實際,但是,如果沒有主觀與客觀的相結合,沒有實事求是,這條革命道路,走得通嗎?

那么,為什么會有主觀與客觀的相結合呢?為什么會有實事求是呢?

為什么中國那么多的留洋回來的布爾什維克們,都不能夠主觀與客觀相結合,都不能夠實事求是,而只有一個不曾留過洋的“土包子”,能夠主觀與客觀相結合,能夠實事求是呢?為什么中國會出一個毛澤東呢?

這條革命道路能夠走通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

這條革命道路能夠走通的必然性,其實,就是在于中國的陰陽文化。

陰陽文化,是一種思維方式。

她讓我們以焦點與視域相比較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這樣,我們就不但能夠看到焦點,也能夠看到視域,以至于我們在對焦點琢磨不透時,就能夠轉移視角,去看一看視域里的其它方面。

這樣,就無意地拓展了思路,看到了新的出路。

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反動階級,奪取政權,這是革命者的行動方式與行動目的。

但是,怎樣去執行這個行動,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方法。

從國外留洋回來的布爾什維克們,他們滿腦子的西方科學性的思維方式。

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眼中就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放棄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去關注相對更多的中國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不符合他們頭腦中的科學性的思維方式。

而毛澤東沒有留過洋,甚至于對于來自西方的書藉,都讀得很少;對于西方的科學性的思維方式,都接觸得很少。

他更多的,是用中國傳統的陰陽性的思維方式,在思考問題。

所以,他就能夠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拿去與中國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作比較,從而看到,中國農民階級的力量,比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要強大得多。

所以,什么是中國特色?

中國文化,就是中國特色;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就是中國特色。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實事求是,就是因為,他們的頭腦中,具有中國文化。

是中國文化,讓他們的行為,具有“中國特色”。

那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盡管已經體現了他們的“中國特色”,卻沒有在意識上覺醒?沒有在理性上強調,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內涵,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內涵不同的?

為什么他們在潛意識里,還是強調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性?為什么他們取得政權后,在執政理念上,還是忠實地執行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路線?還是強調,“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呢?

這主要還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她批判改良主義,強調暴力斗爭的必要性。

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正是中國的革命者們,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以后,通過暴力革命所取得的。

并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武裝奪取了政權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國際的階級斗爭形勢,還是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嚴峻,這就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當時,還是有著十分現實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藍圖,本來就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她的發明權在西方;西方社會主義,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老師。

尊師重教的傳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要尊重他們的老師、崇拜他們的老師。

而且,在沒有經過更多的社會實踐,沒有獲得更多的感性認識的情況下,尊重發明者,信任發明者,這也是一個思維活動的必然選擇。

但是,在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為自己的執政理念的同時,在認定“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中國執政者的執政理念,在本能上,還是體現出了他們與馬克思主義之“科學社會主義”理念的不同。

中國執政者意念中的階級斗爭,不是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中國執政者意念中的階級斗爭,主要的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之間的斗爭;中國執政者意念中的暴力性階級斗爭的斗爭目標中,是不包括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

而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意念中的階級斗爭,卻是各個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以及國際性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上的不同。

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出現了一些不良反映之后,盡管還不能從理論上解釋,“科學社會主義”的錯誤是出現在哪里,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還是毅然地“摸著石頭過河”,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取代和回避了“科學社會主義”。

那么,為什么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能夠這么做呢?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意念上的這個“中國特色”,又是指的什么呢?

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能夠這么做,當然是因為他們的頭腦中,具有中國文化;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意念上的這個“中國特色”,當然還是指的中國文化。

這里的中國文化,具體的,就是指的中國文化中的一個“中”字。

有了這一個“中”字,曾經被社會主義改造所改造掉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能夠重新回歸歷史的舞臺;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能夠重新隔桌談判,建立起新的生產關系。

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中,中國的無產階級,也從來就沒有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翻過臉。

新中國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其中的“人民”,就包括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之政治體制,這其中的“人民”,就包括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從一開始,就被新中國的執政者們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

中國曾經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過社會主義改造,但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從來就沒有在主觀意識上,與民族資產階級為敵,更沒有以暴力手段對待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在中國社會的暴力革命中,被打倒的,是中國的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買辦資產階級。

實踐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和平的方式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這件事情,在當時來說,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還是有失偏頗的。

社會主義的工商業改造,使中國分散、弱小的工商業,迅速成長為一個系統性、協調性的整體,在短時間里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這是一盤散沙的自由狀態的民族資產階級,所做不到的。

但是,完全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違背,是嚴重地扭曲了正常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

所以,在發現了這個錯誤之后,就要迅速地予以糾正。

而容許民族資產階級回歸中國社會,容許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中存在,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大區別。

這個區別,從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開始產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

只不過,在“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在中國社會的實踐中碰壁之前,它是處于隱性狀態。

而當“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實踐中碰壁之后,它,就從隱性狀態轉為了顯性狀態。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個區別呢?為什么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區別呢?

這就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馬克思主義文化,屬于西方文化,她是一種科學文化,她的思維方式,是只有焦點沒有視域的。

中國文化屬于陰陽文化;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是既有焦點,也有視域的。

所以,對于同一個客觀對象,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中國文化,所看到的,就不一樣。

對于“對立統一關系”,馬克思主義文化,只看到了“對立統一關系”中的雙方,只看到了“對立統一關系”中的兩個方面。

這就只相當于,中國文化中的《太極圖》。

但是,中華文化中,除了《太極圖》,還有《八卦圖》,還有《河圖》,還有《洛書》。

中國文化中的“對立統一關系”,不僅僅是只有“對立統一關系”中相互對立的雙方,它還有一個協調“對立統一關系”中相互對立之雙方的第三方。

中國文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個“三”,就是“中”,就是“對立統一關系”中的第三方。

什么是“中國”?

有“中”,才是“中國”。

所以,馬克思主義文化中的階級斗爭,就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她沒有協調者,沒有第三方;但是,中國文化中的階級斗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調和的,因為,在階級斗爭的雙方之間,有一個第三方,有一個協調者。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那么,為什么在大多數情況下,階級斗爭可以調和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問題又出現在哪里呢?

階級斗爭可以調和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的水平之上,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關系;他們是誰也離不開誰的生產伙伴;他們是必須相互協作、相互依存的,否則,他們就誰也活不下去。

實際上,在這個合作生產中,工人和資本家,是都參與了勞動,也都付出了成本的。

工人的勞動,是屬于經驗性的勞動;資本家的勞動,是屬于創新性的勞動。

工人付出的成本,是積累生產經驗所造成的成本;資本家付出的成本,是積累生產資金所造成的成本。

他們相互之間不可取代,只能合作。

但是,合作生產,是必須的;分配合作生產所取得的成果的時候,雙方,卻又會產生矛盾,因而形成階級斗爭。

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協調人,必須要有一個第三方,到他們的中間,去做協調工作,去化解與掌控他們之間的矛盾,以使他們的合作生產,能夠繼續進行,使社會生產能夠繼續進行。

“科學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沒有站在協調與掌控合作生產的高度,全面地了解生產與流通的整個環節與過程,沒有了解到階級斗爭的背景與本質,而僅僅從工人階級片面的立場出發,去錯誤地理解了商品的“價值”、工人的勞動“價值”等等一些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無中生有地制造出了“剩余勞動價值”、“剝削”等等偏向于工人階級立場的概念,使得解決階級斗爭的方案,成為了一個解除雙方的合作生產關系的錯誤的方案。

這無視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扭曲了合理性的社會生產關系,損害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就必然地會導致最終的失敗。

商品的“價值”,是由工人或資本家的勞動產生的嗎?

并不是。

商品的“價值”,其實,既不由工人的勞動產生,也不由資本家的勞動產生。

商品的“價值”,實際上,是與勞動無關;它只是與顧客的喜愛、以及顧客對于貨幣的提供能力有關。

雖然大多數商品,都要由工人以及資本家的勞動來產生,但是,商品的購買者,與工人以及資本家的勞動之間,還相隔著一個商品的屬性。

工人以及資本家的勞動,創造了商品的屬性。

而顧客喜愛、并且愿意掏錢購買的,是商品的屬性,并不是工人或資本家的勞動。

只要商品的屬性被顧客所喜歡,則不論工人和資本家有沒有對這個商品付出勞動,這個商品都有“價值”。

如果商品的屬性不被顧客所喜歡,則不論工人或資本家對這個商品付出多少勞動,這個商品都沒有“價值”。

至于商品“價值”的大小,也不是由商家決定,而是由顧客決定,是由顧客對商品的喜愛程度以及他的貨幣提供能力決定。

顧客喜愛商品的程度越大,他就越傾向于“賣腎買蘋果”,但是,這還要取決于他有幾個“腎”。

顧客如果不喜歡這個商品,他就不會為這個商品付出一毛錢,哪怕他有錢去養寵物、去施舍乞丐。

即便明知商家暴利,只要自己喜歡,顧客還是愿意出血,去成全商家的暴利。

即便商家血虧跳樓,只要顧客不喜歡,你商家跳樓,又與他何干!

所以說,商品的“價值”,與工人或資本家的勞動,沒有半毛錢的關系;只與商品的屬性和顧客對商品屬性的喜愛不喜愛、以及有沒有貨幣提供能力有關系。

“空想社會主義”者和“科學社會主義”者們,面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在勞動分配中所產生的矛盾,以西方科學性的思維方式,只看到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卻沒有看到,在這個矛盾之外,還有一個顧客。

他們沒有看到,顧客也是這個矛盾的重要相關方。

他們沒有看到,顧客是怎么對商品進行定價的。

顧客對于商品的定價,是基于自己的貨幣提供能力,以及自己對商品屬性的喜愛程度,而不是基于工人以及資本家的勞動。

商品的“價值”,雖然是與工人以及資本家所付出的勞動成本有關,卻并不等于工人和資本家的勞動成本之和。

商品的“價值”,只是顧客對于商品之屬性的評價,而不是顧客對于工人和資本家的勞動成本之和的評價。

那么,工人與資本家的“價值”,怎么去與商品的“價值”相對應呢?工人的“剩余勞動價值”,又是從何而來呢?

這里面,其實沒有什么“剩余勞動價值”。

工人和資本家對于生產獲利的分配,其實,不是按照他們的勞動成本所產生的“價值”分配的,而是按照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來分配的。

也就是說,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分配,與商品的“價值”無關,只與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有關。

工人的勞動“價值”,不是由顧客衡量,不是體現在商品的“價值”上,而是由資本家衡量,是體現在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喜歡程度和資本家所能夠提供的工資份額上。

同樣,資本家的價值,也不是由顧客衡量,不是體現在商品的價值上,而是由工人衡量,是體現在工人對于資本家的喜歡程度和工人對于資本家之支配的接受程度上。

這就是說,在商品生產與流通的整個環節,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價值交換,一個是顧客與商家之間的價值交換,一個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價值交換。

只是,兩種價值交換,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

顧客與商家之間的價值交換,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雙方處在相對平等的地位。

而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價值交換,卻往往會有一個較為長期的契約關系,這就導致雙方在履約的過程中,相對會發生較多的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工業生產的組織性,也使得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存在著管理與被管理,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系。

支配與被支配關系的不平等,就直接導致了生產成果之分配上的不平等。

但是,這個支配與被支配關系的不平等,是由工業生產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解決這個不平等關系的根本手段,還是要靠提高生產力水平,改善生產關系。

那么,在生產力水平一時不能提高,生產關系一時不能改變的情況下,怎么化解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使得生產關系能夠保持,社會生產能夠平穩地進行下去呢?

這里,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講的,談“勞動價值”、談“剩余勞動價值”,是不可能讓雙方都心悅誠服的。

這里,只有憑實力說話,只有通過兩種途徑,以兩種方式的相互配合,去解決問題:一是內部契約,二是外部干預。

內部契約,越不過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所以,是有利于資方;而外部干預,則回避不了工人階級的人多勢眾,所以,是有利于勞動者一方。

兩種方式的本質,是分配與再分配,——通過一級分配,鼓勵資本家創業,通過二級分配,維護階級關系的適當平衡。

而兩種方式相互配合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協調階級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

那么,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具有一個第三方;就必須要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具有一個凌駕于兩者之上的協調者。

而這樣的一個思路,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就必然、必須地是產生于中國,產生于中國文化。

這就是“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適應市場化生產力水平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種執政者來自于生產,又高于生產,為生產者提供宏觀的協調與指導方案的社會主義,是執政者服務于生產、積極作為、而又實事求是的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正像一個人的左腳與右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左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右腳。

右腳以左腳的起步為基礎,又矯正了左腳的偏頗,同時也繼承與遵循了左腳的總體的前進方向。

而這樣的繼承與發展,一方面是有賴于我們的社會實踐,另一方面,也是有賴于我們的視角的轉換,有賴于我們的思維方式的改變,有賴于西方科學性思維方式與中國陰陽性思維方式的結合,有賴于我們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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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肖港鎮永華村人,高中文憑,農民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致力于中國古典哲學《易經》的思考研究。關注中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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